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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正定阳和楼之相关考证  

2016-03-14 18:55:23|  分类: 常山燕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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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析正定三方“容膝”石刻
  “容膝”二字,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之手。字态古朴,笔势含蓄,堪称书品上乘。此二字最早见于《韩诗外传》的“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一语。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句。“容膝”之意是形容居室之狭窄,仅容双膝而已。
  正定籍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贾大山曾著小说《容膝》,道出了“容膝”两字在正定的来由:传说宋宁宗庆元年间,在朝廷做官的朱熹因奸臣谗言被贬,青衣小帽来正定隆兴寺礼佛,天晚求宿于刹院。时寺内客房多间,大者二丈有余,小者仅容一身,视布施多寡安排。当时住持慧净见他貌不惊人,遂引之小室。夜深人静,朱熹寝卧草帘,思宦海昏暗,奸妄当道,才学之士报国无门,可怜佛家净土,亦难逃脱世俗,遂诵陶渊明“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奋笔挥毫,书“容膝”于壁。
  大山小说中的宋代朱熹“书‘容膝’于壁”虽为传说,但正定却真有朱熹大书的“容膝”二字石刻,且其石刻在正定还不只一方。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县文物保管所收藏一方,阳和楼东隅李家收藏一方,大众街张家收藏一方。三方“容膝”刻石,其碑石形状大小、二字左侧落款,碑石上刻字多少以及置于阳和楼的时间均有不同之处。
  1.县文物保管容膝石刻:清光绪元年(1875年)版《正定县志·金石》篇记:“宋容膝二字石刻,朱子正书,旁有晦翁二小字,在阳和楼。”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版《正定县志料·金石》篇记:“宋容膝二字石刻,朱子正书,旁有晦翁二小字,在阳和楼。”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版《正定调查纪略》阳和楼平面图中,梁思成先生在城台上让东碑亭内以手写文字标有“朱子题字”4小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版《河北省正定县事情·古迹》篇记:“容膝碑在县政府内,宋朱子正书,旁有晦翁二小字。”
  1953年正定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是年,将在正定县政府内的宋朱子悔翁书“容膝”石刻,唐成德军断碑、西汉寿星石刻移龙兴寺保管。
  1992年版《正定县志·古碑刻》篇记载:“容膝石刻,宋代朱熹书。石高86厘米,宽73厘米。左有小字‘晦翁书’,下亦有小字,已剥蚀不晰,今存隆兴寺内。
  上述史料所记,证明今存隆兴寺内的容膝石刻,至少于1875年至1933年11月时立于阳和楼上,1939年时已在县政府内,1954年时已存隆兴寺内也即在1933年11月至1939年的某一天,该石刻由阳和楼移至县政府,1954年时,又由县政府移于县文保所。
  2.大众街张家容膝石刻:该石刻拓片上其“容膝”二字及“晦翁书”三字的字形、尺寸、字体等均同县文保管容膝石刻。
  3.阳和楼东隅李家容膝石刻:1970年春,阳和楼东隅“容盛斋”修屋起土,掘出明代崇祯十年原立于阳和楼的古碑石刻两方:一方是“容膝”石刻,另一方是“寿星石刻”。此两方碑刻均系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岁舍丁丑季冬真定守中州范志完摹勒垂立”于阳和楼的。而此方容膝石刻则与上述两方多有不同:其左侧落款不是“晦翁書”,而是“晦菴書”(朱熹,字称晦菴、晦翁);且其五字之下,有碑之跋语,共计十八行竖排字:
  “容膝”二字,晦翁所书也,余珍藏久矣。思翁之意,尽不在于高堂广厦以侈其居,但包容躯膝足矣。……而观晦翁之书,非徒为□□玩戏之,且其警人之意深矣。昔晋陶公归去来辞有容膝易安之警,唐□蕴古大□箴有所居不过容膝之戒。……己未孟春七日监察御史东鲁张□书”。
  落款:“崇祯十年岁舍丁丑季冬真定守中州范志完摹勒垂立”。
  此跋语及落款标明:应该是一位姓张的监察御使对晦菴所书“容膝”二字的警人之意感悟深切,并珍藏了很久,后“欲勒诸石以广其”传世,与天下“学士共之”,而写此跋语,这是碑之正面所刻文字。
  同时在此碑的碑阴通面上,又有范志完亲笔所写为什么要“摹勒垂立”此石的行书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
  “晦翁朱子大书容膝二字,乃正统侍御张□……翁学贯天人而笔法遒劲……张公跋语书法□有□平原诸河南遗意,俱有可传者,石在郡治之后,雅不便游涉人,为重砻□珉临置之阳和楼中,与四方鉴石者共浔,玄当使西公墨妙并垂世励俗之意,永为表见云”。
  落款:“明崇祯丁丑冬真定守中州范志完书”。
  上述文字标明:“正统侍御”“张公”、写有跋语的、“朱子大书容膝二字”,原立于真定“郡治之后”、因“雅不便游涉人”,于“崇祯十年丁丑冬”,由真定守中州范志完“临置之阳和楼中”。
  既然中州人氏真定守范志完于明崇祯十年重立此石置阳和楼上,那为何1875年光绪元年《正定县志》“金石”篇中,未收录此石,而只记有今隆兴寺所藏那方“容膝”石刻?
  一则是至少在1875年撰写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时,范志完立于阳和楼之上的“晦菴書·容膝”石刻,已不在阳和楼上,而阳和楼上只有“晦翁書·容膝”石刻。我们应相信,当年《正定县志》编纂者赵文廉,这位领“五品衔”的“正定府学教授”,应是不等闲之辈,他不可能视而不见,误记此碑。
  二则据“范志完石刻”收藏者李武林先生考证: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朝廷令志完总督山海关战事,志完怯甚,帝犹责志完为败军之督,以十二月斩志完于西市。范志完既成罪臣其作品遗迹定不能留存于世,故此方石刻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清理出阳和楼。后至清初,朱熹理学再被广泛推崇,其墨宝真迹更倍受人们喜爱和收藏,亦应是此时,但不知是何人又摹勒“容膝”石刻,再立于阳和楼中。但为避嫌,才将范志完所书文字全部去之,并将“晦菴書”改为“晦翁書”。故1875年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中只收有“晦翁书”的“容膝”石刻。明末被清理出阳和楼的石刻被正定“容盛斋”的先人掩埋在李宅地下。1970年时此文物方得重见天日。
  今隆兴寺所藏一方“容膝”石刻,漫漶严重,但尚能辨出刻有明正统四年4小字,此系原始石刻?第三方李家容膝石刻,摹刻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并“临置之阳和楼中”,今其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石刻文字之缺。第二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石刻中时代最晚者。今第一方和第三方石刻,都刻有明正统四年的小字,那么其两者之间谁又早于谁呢?
  既然范志皖将刻有“晦菴書”的容膝石刻,“摹勒垂立”于阳和楼中,此“摹勒”二字,应意为一字不错的摹写原碑文并雕刻下来。那么,范志皖在“摹勒垂立”“监察御史东鲁张□书”有跋语、刻有“晦菴書”的“容膝”刻石时,是决不会将“晦翁書”而摹勒为“晦菴書”的。再则据考证:今隆兴寺该石刻,石高86厘米,宽73厘米,其石上部刻“容膝”二大字,左有“晦翁书”三小字,下部刻有“明正统四年”等小字,但此石刻背面正中间纵向刻有大字“……等处学政左春坊左谕德……”,其左部刻有小字“……号芝田康熙己未进士江南常州……”,其石刻右部落款处刻有“……九年季冬之去”。
  上述所刻的文字表明,这这应该是立于康熙年间的另一通石碑的正面,且是另一通石碑的下半部。在这通石碑之上,先刻有此些文字,也即此碑面上的文字,是原始碑文。应是后断基碑,取其碑下半部,并在其背面刻了今日我们见到的“晦翁书·容膝”等文字。
  如此只能证明;“晦翁書”的“容膝”刻石,虽然也刻有明正统四年的小字,但它不应是“监察御史东鲁张□书”有跋语的刻石。所以,“晦菴書”刻石才是真正“摹勒”明正统四年的刻石,原在真定府署梅山之上、明正统四年“晦菴書”的容膝刻石应早已遗失,所以范志皖刻有“晦菴書”的容膝刻石,当为今三方容膝刻石中时间最早的一方。
  至于朱熹是何时、又因何而题写“容膝”两字,至今人们不得而知。史书记载朱熹一生也未曾北游来过正定。但朱熹“容膝”二字,警人之意意蕴深远。“容膝”,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住高堂大厦以侈其居”与“但包容躯膝则知足矣”是两种境界。奢侈贪欲与勤俭廉政是两种为人之道。所处虽狭小,胸怀却博大。重“容膝易安”,守“絜矩”之道,可臻怡然之境。“容膝”启示我们,精神追求须无尽。此亦当是明崇祯十年真定守范志完“摹勒垂立”此石置阳和楼上的用意所在。
  简证“广大高明”匾额
  《正定古迹与名胜》一书记载:“阳和楼北面悬有关经传所书‘广大高明’匾额一方”,此语有些“玄机”:其“广大高明”之前的文字有些歧意,是北面悬有“关经传”所书匾额一方,还是北面悬“有关经传”所书匾额一方呢?
  笔者认为阳和楼北面所悬“广大高明”匾额,不是姓关名经传之人所书,而是阳和楼北面悬挂着有经传所书的“广大高明”匾额一方,这里的“书”,不是书法的书,而“经传”则是指被古人尊崇为典范的著作,“经”是指《诗经》,“传”是指《左传》。此意为“有关经传”中写有“广大高明”一词。
  广大高明一词,来自《礼记·中庸》篇中“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其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中的几字做以下解释,致:达到。广大:最广最大的地步。尽:用心研求。精微:最精最细的道理。极:穷尽。高明:最高最光明。道:动词化,寻求大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说君子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志向,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但我们不要误解中庸之道,他是说做事要遵行事物本来的道理,不要超出事物的发展态势,也不要落后于事物发展的态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叫生产力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庸绝不是做事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的意思。
  清华国学院题写有这样的院训———宽正、沉潜、广大、高明,这八个字都涉及对学风的倡导与垂范,理解这八个字的反义词,就会想到这院训是在针砭和砥砺什么了:“宽正”与“偏激”,指反对刻意求新而不惜偏激;“沉潜”与“浮躁”,指反对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广大”与“偏科”,指要求思接千载心忧万民,而非为了课题意识而舍弃问题意识;“高明”与“表浅”,指要求既有高远的终极关怀,又有深刻的洞察力。
  正定阳和楼上“广大高明”一词,其一是指正定府之巨观———阳和楼高大宽广、气势恢宏、超凡脱俗,其中“高明”一词,亦指楼观,古人郑玄注“高明,谓楼观也”;其二“高明”又指具有独到见解,技艺高超的人,这里是指正定的地方贤达颂扬地方长官聪明睿智、才华横溢、贤能治邦。其三“广大高明”的匾额,在这里又有“天高明,然后能烛临万物,地广大,然后能载任群体”之意。其四广大高明一词,意在启迪人们要尽最大可能去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以期实现自身的高境界、广学识、遵行事物规律高标准处事。
  明弘治年间重修阳和楼的考证
  明弘治年间,正定知府熊逵到底是那一年重修的阳和楼?本人研究考证阳和楼时发现:在正定现存的五本县志中,知府熊逵是那年重修的阳和楼,各志书的记述不仅不一,且均已误记,谬传至今。
  在正定现存五本县志之中,万历五年版《真定县志》,为现存志书中最早的版本,其记“阳和楼:县东,南大街……弘治十一年知府熊逵重修,大学士石珤记”;顺治三年版《真定县志》以及民国21年版《正定县志料》、民国28年版《河北省正定县事情》等三本志书,其记写的都是“弘治十一年重修”,同万历版《真定县志》所记;而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则记载:“阳和楼 在南大街……宏(应为“弘”字)治十七年重修,大学士石珤为记。”上述五本志书不论所记是“弘治十一年重修”,还是“弘治十七年重修”,均系误记。那么,明弘治年间,正定知府熊逵到底是那一年重修的阳和楼呢?
  经考证:正定知府熊逵,是在明弘治十二年重修的阳和楼。笔者查阅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其古迹篇中收有大学士石珤撰写的《重修阳和楼记》。其记中记有:“盖经始于弘治已未之三月,不十旬而功告成矣。”“弘治已未”,为弘治十二年(1499年),此语是说:阳和楼自从弘治十二年三月动工修缮,用了不到一百天的时间便大功告成。由此可知,正定知府熊逵,是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重修的阳和楼,而现存五本县志均误记了。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明弘治十二年,大学士石珤撰写的《重修阳和楼记》这块碑,立在那了?又是在什么时间所立?以何种字体而书?是谁人所书的呢?这些问题在正定现存五本县志中均未记之。
  经查阅历代石刻171-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其中记有“修阳和楼记,王宸书,行书,弘治十三年,真定”。《续通志》一书,是由清代嵇璜、刘墉等奉敕撰,由纪昀等校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通之一。全书640卷,体例仿通志,惟缺世家及年谱。书中纪传自唐初至元末止,二十略自五代至明末止,其中记有历代石刻。而“弘治十三年”、字体为“行书”、由“王宸书”、立于“真定”阳和楼之上的“修阳和楼记”碑,则有幸被记入其中。对正定如今复修阳和楼更有幸的是,1933年,梁思成先生两次来正定考察古建筑,在其《梁思成文集(一)》中,我见到了梁先生在“正定阳和楼次间横断面第五十九图”上,标有该碑在阳和楼上所立的具体位置,即此碑立在阳和楼西侧的碑亭之中,梁先生并在此碑亭处注有“明弘治十三年碑”的说明文字。然为什么明弘治十二年知府熊逵重修阳和楼,由大学士石珤为之记的碑文,在《续通志》一书中及梁先生在此碑亭处所作的注中,均记为“弘治十三年”呢?
  考证分析综述资料,光绪元年版《正定县志》古迹篇中,大学士石珤撰写了《重修阳和楼记》这块碑的碑文,在这篇《重修阳和楼记》中,记写了阳和楼是在明弘治十二年重修的,而《重修阳和楼记》碑,系曾任真定训导、后在朝廷任军职的“王宸书”,其碑是在“弘治十三年”立的,该碑之上刻有“弘治十三年”的落款时间。
  关于复修阳和楼其设计尺寸
  宜“修旧如旧”的建议:
  鉴于由非官方得到的派奥和清华青城这两家权威机构其复修阳和楼设计尺寸不一致的问题,今忧其设计尺寸能否“修旧如旧”、特别是切勿将阳和楼“建小了”之事,特建议如下:
  一、阳和楼“修旧如旧”,其设计尺寸宜经受住历史检验。鉴于2000年大悲阁落架重修,其施工方案将新大悲阁内礼佛空间缩小了尺寸的教训,而今日重修阳和楼其设计尺寸必须“如旧”则越发显得重要。因为现如今正定的许多老人,对阳和楼及楼前关帝庙包括庙台之上的那些文化元素及文物构件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比如阳和城台底部东西的长度,原来正定的民间一直都说是66米,而今派奥设计尺寸是64.30米,清华青城则60.76米。再如阳和楼主楼(七楹殿)东西面阔,即东西两墙中对中的距离,正定的民间一直都说是面阔33米,派奥是30.20米,清华青城则是28.70米。若论设计资质,两家都是权威部门,都是依据梁思成先生当年对阳和楼测绘丈量的尺寸。不知为什么这设计尺寸却不一致呢?谁的又更接近阳和楼原尺寸呢?故今设计方宜及时地与正定及有关方面对接,并多方位征集资料,包括向派奥设计、正定文保所及正定民间,当以零缺憾为准则,进一步再了解、求证阳和楼详情及准确尺寸,以拾遗补缺完善其设计方案。
  二、“阳春白雪”宜结合“下里巴人”以期实现阳和楼完美设计。正定阳和楼附近有许多老人,他们对阳和楼的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阳和城台之上、关帝庙里庙外,明代、清代的修楼碑记在什么位置、关帝庙中都有哪些神像、几块匾额,庙台之上有几只铁狮子石狮子、庙台两侧有多少节汉白玉石栏杆、登庙台金山门牌坊有多少阶是台阶,他们都了如指掌;阳和楼城台多长多宽、两门洞有多宽、关帝庙及庙台有多宽多长,他们都有着大体的记忆。我在搜集资料撰写《阳和楼》一书时,曾向县文保所退休的刘友恒所长了解到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省主持维修大佛寺时,曾修过阳和楼前关帝庙的情况,刘所长1977年的笔记本上即有其手抄文物资料《正定关帝庙修缮纪要》,该《纪要》详细记述了1954年10月修缮关帝庙时,对关帝庙正殿、丁字形两组九脊瓦顶及悬梁串柱式梁架结构其具体尺寸,均作有相尽的测绘记述,可再派人了解还有无其它当时的资料;我也曾在电话里多次与谭子牧先生谈及阳和楼事,他的团队阳和楼的许多研究成果宜为我县所用,他的团队研究阳和楼的尺寸很是到位。宜请设计团队先将目前已设计的方案(哪怕仅是一部分)尽快征求有关部门及民间的意见,以确保阳和楼的施工设计方案完美无缺、尽善尽美,不走或少走误工费时的弯路。正定古城保护已时不我待,正定百姓期盼着阳和楼的早日归来,正定百姓整天都在翘首以待。
  三、阳和楼上、关帝庙中庙外的文物构件宜复修如初。经查阅研究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及走访阳和楼附近老者,此次重修阳和楼,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宜应将以下文物构件悉数还原阳和楼及关帝庙的昔日风貌。
  经走访及研究考证,在阳和楼城台之上西碑亭内,置放着明弘治十三年大学士石珤撰写的《重修阳和楼记》碑;城台之上东碑亭内,置放着宋朱熹所书“容膝”二字石刻,旁有晦翁二小字,该石刻今存隆兴寺内;阳和主楼内西北角处,置放着清道光十二年八月,由朝议大夫、正定府知府仁和关炳篆额、封文林郎、翰林院编修掌恒阳书院乡贡、进士大兴李云章撰文并书的《重修阳和楼记》碑,此碑今存隆兴寺碑廊;在阳和主楼楼檐面南正中,悬有“阳和楼”大字匾额一方,楼北面悬有 “广大高明”匾一方;楼内南墙上方悬有“鹤舞齐云”匾一方。
  “阳和楼前的关帝庙,规模虽不甚大,设置却甚完备。”关帝庙正殿门上挂有“神圣武帝”匾一方;正殿内上方悬挂着“浩气长伸”“威灵默佑”等四块匾额;正殿中央坐着用藤编的金脸关公(底座亦藤编),作捋髯夜读《春秋》状。关帝像前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大供桌,庙内东厢站着关平和一文官,关平手捧帅印;庙内西厢站着周仓和一武士,周仓手持铁质青龙偃月刀;正殿前左侧立有修关帝庙石碑两通,其右侧立有黑面石碑一通,该碑现盖在生民街四队已遗弃的氨水库上仍存于在地下;关帝庙台南北总长五十米左右,东西宽约8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庙台的最南端,高出地面约1.3米;庙前左侧立有狮子头型的拴马桩石,石板地上有一个碗口大的马蹄印,传说关帝出巡时马踩的蹄印;在厢下有木栏杆围着关帝的泥塑赤兔马(和真马大小差不多);庙台最南端高出地面一米三左右,从南往北第一层北半部有一对狮子,一对旗杆石中各竖着旗杆。第二层庙台上又一对石狮子,如果上庙台从正南边上不去,得从庙台两侧。有4层石台可以上去,在上庙台石阶南侧东西有鼓出的两个半圆形的砖砌台和庙台连在一起;庙台往北第三层有牌楼三间;牌楼以北有二层平台,两边围着精美的石栏杆,前有阶级引上,然后到达正殿,正殿面宽一间(约4米)、进深两间(约7米多)、呈“日”字长方形,面积约28.5平方米;殿前两侧立有铁狮子一对;庙台上两侧各有石栏杆9.5块。上述文物构件在复修阳和楼和关帝庙时宜复修如初。在复修阳和楼与关帝庙及庙台的同时,亦应修建阳和楼地下展馆、砖台内设置上楼梯、修建岳王庙以作景点管理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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