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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朝的教育  

2016-05-03 20:10:07|  分类: 常山燕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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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学校,中央有国学,地方有府州县学。国学初名国子学,后改国子监,学生通名监生。明朝对国子监的教官学生,都有极严格的管理。国子监设“绳愆厅”,由监丞负责,对于学生可以施行科罚。情节较重的可以“发遣安置,或罚充吏役”。国子监立有“监规”,其中规定讲授书史,须立听讲解。如有疑问,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学生对人对事有所批评或进行任何组织活动。极端的专制主义,浸透了学校的一切活动。(参考后卧碑条) 

  “监规”中有这样一条:“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明太祖就是用这样手段,来清除不服从的学生。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纳,是这条学规的制定人。他迎合明太祖的意志,极意残酷。在他的任内,经常有人被强迫饿死,或自缢而死。例如有一监生赵麟受不了虐待,揭帖子提出抗议,按犯毁辱师长罪,该杖一百充军,明太祖竟把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前立一长竿,悬首示众,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后来才撤去。

         国子学课程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本经”、《诗》、《书》、《易》、《礼》、《春秋》,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等科。成祖时曾颁发《性理大全》等书,令学生学习。特别重视习字,每日习书二百余字。教学活动除朔望给假,余日升堂“会馔”、“会讲”,学生“复讲”、“背书”。亦可互相研究,名为“轮课”。学校分作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这是一种升级的办法。“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用积分之法,合格者给与出身(可以说是毕业)。

  明代国子学有两点应予提出:一点是不象唐宋金元那样明定几品以上的子弟为教育对象。教育对象的范围,就学校的角度看是扩大了。当然入学的还是封建地主阶级子弟居最大多数。这也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明朝民田增加,中小地主增加,他们的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另一点是用钱可以捐买国子监生的资格或身分,即所谓例监或捐监。《明史·选举志》上说:“例监始于景泰元年(1450),以边事孔棘,今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兴大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这真是顾炎武所谓“鬻诸生以乱学校”。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当时中小地主和有钱的工商业者的要求。他们要取得监生资格以提高社会地位,可以成为乡绅。乡绅在地方上很有势力,这是封建统治在地方上的基础。

       明代的地方学校是各府州县学。明太祖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诏书说,元朝“学校虽设,名存实亡……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延师儒,招生徒,讲道论德以复先王之旧”。学校课程规定学生除专治一经外,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旋裁并乐、御两科定为礼、射、书、数四科。习“礼”由中央颁发经、史、律、诏、礼仪各书,令生员皆须熟读精通。设置“射圃”习射。习书依名人法帖,每日习五百字。习数须精通九章算法。

  明朝在地方学校有一件极端专制的措施,这就是所谓“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刻卧碑,不遵者以违制论”之事。臣碑内容有关于教师的,也有关于学生的。兹引几条如次。“一,府州县生员有大事干己者,许父见陈诉。非大事,毋轻至公门。一,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一,生员听师讲说,毋持己长,妄行辩难,或置之不问。”这把它的箝制思想,束缚精神,不许评论政治的内容已说得极明显了。

  明代在各卫亦设有学校,是一种地方学校性质。

  明代在乡村里设社学。明太祖洪武八年诏天下立社学。诏书说“……乡社之民未靓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社学课程须兼读“御制大诰”及律令。英宗时许补儒学生员。后孝宗弘治时又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神宗万历年间,吕新吾曾著“社学要略”,其中关于选聘教师,学习活动,每天学习的课程等等都有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但一般地说,社学只是形式,亦不曾普遍举办。《明史,选举志》上即有“其法久废,寝不举行”之语。而且地方官吏往往借口办社学来迫害和敲诈劳动人民。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有父子二人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有钱的就放,无钱而又无暇读书的人,反不肯放,以凑满学生数目。

  科举制度到明代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烦琐;而科举的地位却更加提高。当明太祖为吴王时已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中间曾一度停止,到十五年复设科举,以三年一试,著为定制;到十七年(1384年)规定科举定式。科举定为三年大比,每逢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戍丑未年会试。科考分小考、乡试、会试及殿试四个段落。小考在郡举行;乡试在省举行,中试者为举人。举人到京城会试,及格者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试,中试者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称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从此八股文的格式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是一种高度注重形式的文字。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曾说,“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明之取十以经义,……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这是就科举内容文章体制而言的。自此以后士人读书以读模范的八股文为已足,即所谓“闱墨”“房稿”之属,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但是从统治者的要求说,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正是要求这种统一的规格,立言用古人口气,不许说自己意见,极度形式主义的文字训练,这也是一种统一思想,控制思想,箝制学术自由的办法。

     科举既是“利禄之途”,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非此不能参与政治,做官致富。明自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右侍郎,非翰林不仕。所以明朝一代宰相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居十之九。进士却必须从科举来,而科举考试又专重八股文字(美其名曰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学校教育,其势不能不成为科举的附庸。学生所学习不能不是讲章墨卷,即在经史知识方面,已是十分缺乏,更说不到后来早期启蒙教育思想家所说的“经世致用之学”了。

  历史发展到明代,封建统治更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制度。使用八股文的科举取士制度,实质上是加强思想控制,培养忠实服从的“士”,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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